在2026年7月22日的马尼拉，印度外长苏杰生出席国际会议期间，先后与中国及美国的外交官进行了会谈。他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探讨了关税、能源、防务、关键矿产与人工智能等问题，而与中方外长则关注市场准入、贸易平衡及供应链的稳定。部分美国学者已将印度视作“未来的接班人”，但当前情况显示，印度正夹在中美两国之间忙于应对。美国的战略也十分明确：印度拥有庞大的年轻人口和市场，并且位于印度洋的关键航道上，若能拉近与印度的关系，在供应链重组与地区安全问题上，将有助于牵制中国的崛起。那么，印度是否会成为取代美国的霸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评估印度是否能够复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
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几乎相当，但中国迅速追赶，将印度的经济规模远远抛在后头，结果是中国的经济量约为印度的五倍。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西方企业开始寻求向其他国家迁移制造基地，印度是否会迎来取代中国的机会？这一问题在国内外引发了许多讨论。引用印度著名经济学家拉古兰·拉詹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迪维什·卡普尔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印度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对发展方向缺乏了解，而是由于其独特的政治结构——地方政府人员不足，且往往偏向迎合地方利益而非民众利益——未能恰当地执行类似中国的经济战略。
拉詹教授指出，早在70年代末，中国工人的基础教育水平就已经超过了印度的相应水平。这一教育优势为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型提供了支持：首先，吸引了大量要求受教育工人的外国工厂；其次，许多工人得以创业，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除了吸引外资，推动经济的另两个关键因素是：一是198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改革，鼓励私营企业和外资进入，紧接着90年代印度也进行了谨慎的经济开放，进入21世纪后更进一步展开激进改革，虽然印度的经济增速有所加快，但始终未能达到中国的两位数增长。其次，中国采取了“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这也是许多国家成功发展的核心理念，强调借助迅速的基础设施与生产性资产投资来解决贫困。为了确保银行能够向生产性经济注入资金，中国要求地方和国有银行以低利率集中投放信贷。
而印度虽然尝试过类似的做法，但其银行体系的借贷模式却将资金用在了与投资无关的领域。到2013年前后，当中国企业逐渐占领全球市场时，印度企业的境况却显得颇为艰难。近年来，在莫迪政府的推动下，尽管印度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并且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令人瞩目的投资，但距离中国的快速转型依然有差距。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对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吸引能力。中国以“世界工厂”而闻名，而印度所吸引的外资水平却远低于中国。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均面临基础设施和技术短板，然而相比之下，中国通过良好的工厂运营经验实现了快速提升。
拉詹教授指出，中印之间还有更深层次的差异，即地方政府的运作效率。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与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能力息息相关，而地方政权的收入则主要依赖于土地出让，这使得地方官员积极协助外国投资者。在埃隆·马斯克来华时，上海官员迅速为其扫清了障碍，使得其工厂迅速投产。相比之下，印度虽然中央政府力图将其塑造为外资首选地，地方政府却因繁琐的法规常常阻碍外资进入。卡普尔教授识别出了印度地方政府失效的三个原因：印度的地方政府人员严重不足，绝大多数政府工作者集中在邦与联邦层级；种姓制度导致地方治理不合规，甚至严重干扰了中央政策的实施；印度的“早熟民主”现象使得公共服务质量低下，政治人物更倾向于向特定利益集团分配补贴，而非投资整体公共服务。尽管莫迪政府意图推动改革，但这些问题的根源依然存在。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印度在试图复刻中国迅速增长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结构性障碍，若未来莫迪失去议会多数席位，改革的推进势头将可能减弱。不过，印度也有其积极的因素。与上世纪80年代相较，印度民众的教育水平显著提升，基础设施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尤其在数字化和金融服务方面发展迅猛。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公司寻求在中国以外寻求替代者，印度有望在吸引外资方面占据有利位置。或许，印度将走上类似美国的道路——一个庞大、复杂的国家，经历缓慢的混乱时期，但最终成就不国。回到马尼拉的会议上，苏杰生还讨论了多极亚洲与多极世界的概念，显然，印度志在竞争全球舞台的更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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