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北京的王建安因病去世，享年73岁。他的去世消息并没有引起巨大的波澜，很多战友直到后来才从报纸中得知这一噩耗，才意识到这位在关系处理上不擅长的老将军已经与世长辞。所谓“无人吊唁”，并不是因为无人记得他或对他无感，而是他临终安排极为简单，没有铺张豪华的告别仪式。
这种清淡的离别风格正好与王建安一生的性格吻合。王建安出生于湖北黄安，早年投身革命，在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中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他在战场上以敢打硬仗著称，曾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参与过包括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等重要战役。在济南战役中，王建安由于长时间指挥作战，身体早已大幅透支。他在1955年授衔时因病缺席，直到1956年1月才由中央军委为他补授上将军衔。虽然很多将领可能对此耿耿于怀，但王建安却并未对此多加提及。他认为军衔是组织给予的荣誉，重要的是军队的战斗力和责任感，而非个人的光环。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担任了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和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尽管职位变动，他的性格始终如一。在进行工作检查时，他不愿意看到事先准备好的“样板”，更反感只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有一次，他发现某单位为了应付检查，竟将训练表现不好的战士暂时藏起，只让“先进分子”在场。王建安当场追问：“人去哪了？”得知原因后，他严正批评相关干部，强调要如实报告情况。在他看来，走马观花的检查只会掩盖潜在问题，真正的训练不是演戏，士兵也不能仅作为装饰品。
这种严谨态度也体现在他的生活方式上。在物资并不充裕的年代，他对干部与普通群众待遇之间的差别十分敏感，总是尽量不占公共资源。他收到的生活用品往往会被退回，因为他认为接受小礼物可能会导致将来有人依据此送来更为贵重的东西。他曾对身边的人说：“不能因为手里有点权，就把规矩丢到一边。”他的言辞虽不华丽，却极为深刻。
王建安对子女的要求同样严格，他从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职务寻求特权，也不愿意让组织为家庭的照顾而改变安排。他在意的是老革命子女不能依靠父辈的名声。在这一点上，他的态度虽然严厉，却体现了对孩子未来的深情期望。
他一向生活俭朴，家具破旧时尽量修理，衣物磨损了也会补好使用，办公室里的物品如能继续使用便不轻易更换。虽然有人认为他过于苛刻，但熟悉他的干部都明白，这种“苛刻”首先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病重期间，尽管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王建安仍不断叮嘱家人安排丧事时要从简，以不增加组织的负担。
王建安的遗体和骨灰并未举行隆重的仪式，家属按照他的意愿简单处理，这在一位经历了丰富战斗生涯的上将而言，显得冷静与内敛。然而，这正是他最后的遗命：不特殊、不张扬，不让个人事务给他人带来负担。他去世后，虽然老战友们感到悲痛，但那个年代许多革命将领的葬礼都显得极为简单，而能公开报道的内容也十分有限。王建安一生不善于迎合，身后没有人为他故意营造热闹，这与“无人牵挂”截然不同。
有人评价他：“打仗时敢拼，做官时敢管，生活上敢于克扣自己。”这句话或许比任何盛大的告别仪式更贴切地道出了王建安的一生。身为上将的军衔未能改变他朴实的农家子弟本色，长期的领导权也未使他凌驾于人之上。至于“这是他应得的”，所指的正是他用一生所铸就的那份朴素与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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